京、评、梆是天津最有代表性的剧种，它们虽不源于天津，但其形成与发展都与天津密不可分。天津戏剧爱好者之多，观众鉴赏水平之高在全国闻名。
京剧
京剧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是随着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和道光年间传入的汉调，溶入京音，又吸收其他声腔艺术而逐渐形成。清道光年间，京剧在天津已广为流传。清末，随着南来北往的名角在津献艺，天津艺人吸收其长，逐渐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当时天津武戏最具特色，如武生三大流派“黄派”的创始人黄月山，不仅武功好，唱功也很出色，还能演小生和老生。
20世纪20年代后，京剧界各派名演员竞相来津献艺，他们都把“过天津关”做为检验自己水平高低的标志。戏剧界流传着“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的说法，正说明天津在京剧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为此，天津认可并捧红了一批颇有才华的青年京剧演员。如李少春、童芷苓、赵燕侠等。就连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等四小名旦，也是在天津唱红而名声大噪的。
天津专业京剧演员队伍实力颇为雄厚。20世纪50年代，主要演员包括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著名演员有杨宝森、厉慧良、丁至云、张世麟、林玉梅、李荣威等。1956年，天津京剧团正式成立，以上演员都成为该团的主演。每人都有各自的代表性剧目，如杨宝森的《空城计》、《文昭关》；厉慧良的《铁笼山》、《艳阳楼》；丁至云的《春秋配》；张世麟的《挑滑车》等。除市京剧团外，还有建华、建新、荣新、塘沽等京剧团体。著名演员有杨荣环，赵松樵、小盛春(“小活猴”)等。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除市京剧团外，其他京剧团体一律解散。天津京剧团演出的剧目只有“八个样板戏”。直至80年代，天津京剧才再获新生。
为培养京剧幼苗，天津艺术学校中还设有京剧班。
拜师学艺旧时，拜师学艺有四种方式：即科班学艺、做手把徒弟、请家中传艺和票友学艺等。
科班学艺，学员入科后，必须按科班排名顺序，另起新名，并以名字中的某一个字作为标志，显示科班的特点或学艺的先后。学员多是贫寒子弟，入科班目的是学习技艺，以谋衣食。凡进科班，都要履行入科手续，立“关书”(即学员家长与科班订的契约字据)。学艺时间多是7年，有的还外加帮助科班1或2年。科班负责学员的吃穿，但“天灾人祸、车轧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不与班社相干”。若学生逃走或半路退学，家长与中保人还要赔偿科班7年的损失。科班里教学时采用“打戏”的方式，即“不打不出功”，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在科班中，学员最怕的是“打通堂”(即一人犯错，全体挨打)。由于挨打时趴在板凳上，故科班演员都自称“啃板凳出身”。老艺人常将学员的七年学艺称为“七年大狱”。
做手把徒弟，即演员在家中收徒进行的个别传艺。学艺时间、拜师立字据与科班相似。生老病死，老师亦不负责。学艺期间，可任老师打骂。演出收入归师。学艺之余还要帮老师做家务。手把徒弟要想搭班演出还要另拜老师，叫“带道师”，否则，同行不予承认。
请家中传艺，由于出钱请老师教戏，学生一般不太受罪，老师教授也较仔细。一般家道殷富的梨园人家方能做到。这种学艺与手把徒弟一样，都要借台练艺，即搭科班进行演出练习，早晚仍在家中学戏。票友学艺，票友的家庭条件一般较好，可出钱请老师教戏。他们若以唱戏为生(即“下海”)，也需要拜“带道师”，否则将受到同行的歧视。
旧时，拜师学艺有一套程序。尤其是拜著名演员为师，拜师仪式更为隆重。拜师要有引荐人，即“引荐师”，征得老师同意后，方可择定吉日，正式拜师。
拜师仪式一般在饭庄举行，学生负责所需费用。仪式开始，学生先向祖师爷磕头，然后分别向师傅、引荐师、师伯、师叔磕头认师。再拜见各位师兄。行礼完毕，设宴款待。宴席结束后，新徒随师回家，拜见师娘、师兄、师嫂等，一一呈上见面礼。师傅也要给徒弟回礼，称为“衣包借牒”。从此，此徒便成了该老师的入室弟子。按传统，这种师徒关系如父子，即“一日为师，终生若父”。
茶园、戏园天津早期的京剧演出场所是茶园，出现于清道光年间。当时的茶园比较原始、简陋，随着京剧在天津的日益兴盛，光绪初年，便有了诸多设备比较完善的茶园。其中东马路袜子胡同的“庆芳茶园”、侯家后北口路西的“协盛茶园”、北大关金华桥南的“袭胜茶园”和北门里元升园的“金声茶园”为著名的“津门四大茶园”。
在此期间，一些官僚权贵、富商大贾也纷纷在自己的家中修建戏楼、戏台，以备唱堂会之用。
另外，外埠旅津商人为便于经商与联谊，也按籍贯自发集资兴建了20余会馆，不少会馆内就设有戏楼。其中建筑水平最高、最讲究的是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广东会馆戏楼(今南门内大街)。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典式剧场。全部为木制结构。舞台坐南朝北，为延伸式，观众可从三面观看演出。舞台顶部用百余根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形成“鸡笼式”藻井，也称“螺旋回音罩”，音响效果极佳。观众席分上下两层，楼上为包厢，楼下是散座。整个戏楼的装饰均用木雕镂空工艺，富丽堂皇，十分壮观。当年著名演员梅兰芳、杨小楼等都曾在此唱过戏。1986年被辟为天津戏剧博物馆，是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30年代前后，天津京剧演出空前繁荣，几乎所有京剧名角都在天津演出过。为此，天津又新建了几座专门演京剧的戏院。著名的有“春和戏院”(今工人剧场)“天华景戏院”(劝业场四楼)、“北洋大戏院”(今延安影剧院)和“中国大戏院”等。他们设立了预先售票、对号入座制度，是天津较早的正规戏院。其中“中国大戏院”是天津最大的戏院，在全国的戏院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大戏院之一。其建筑上下共5层楼，观众在前3层。可容纳1800多人，视听效果较好，是演出京剧的理想场所。
在剧场演出，一般都是营业性质，是京剧演员赖以生存的主要演出场所。
京剧在茶园演戏，观众听戏一般不花钱，只付茶钱。并另给找座位的服务员小费。
堂会戏指富商士绅在节日、婚嫁、寿诞、生子等喜庆日子里，为招待亲朋好友，在私宅或饭庄、戏园、会馆中组织的专场演出，也属营业性质。演员应邀赴演堂会戏，内行人称之为“外串”。
堂会戏又分“全包堂会”和“分包堂会”两种形式。全包堂会要唱整整一天。从中午12点开戏，一直唱到深夜1点，甚至唱到天亮。戏码一般在10出左右，多者可达20出；分包堂会只唱半天，或白天，或晚上。堂会演出常常是几个戏班联合，或以某戏班做班底，再邀其他名角参加，这种联合演出，名角荟萃，演出质量一般高于戏园日常的营业性演出。为此，有些京剧爱好者为听好戏，常有给主家出“份子”或托亲朋及其他关系，以此达到观赏堂会戏之目的。
京剧堂会，在未曾上演正式剧目之前，照例先由演员扮成福、禄、寿三星，给主家“跳加官”表示祝贺，主家照例要给赏钱，然后才开始上演正式的剧目。另外，在一出戏演完，另一出戏还未上演换幕的时间内，演员还要跳加官，每跳一次，主家必有赏钱，这已成定例。唱堂会一般先演几出“敬神戏”，俗称“帽儿戏”。如《封相》、《赐福》、《点魁》、《报喜》等小剧目。然后再演出为喜庆堂会的特定内容而准备的“吉祥戏”。如举办纪念诞辰的堂会，多上演《大四福》、《麻姑献寿》等剧目；为婴儿做满月时，若主家生的是男孩，就演《麒麟送子》，如是女孩，则演《观音赐女》、《打金枝》、《状元印》等剧目。
堂会戏演出时，在戏台或戏棚的栏杆上贴有剧目长条，演一出戏贴一长条。上面一般写“××人送×××演员×戏”的字样，意为此戏是某位亲朋或富绅出钱送的，点名由某演员主演，这是戏园营业性演出所没有的，故“点戏”成为堂会的一大特点。
在戏班的收入中，演堂会戏所得是戏园营业性演出外最大的一笔收入。清光绪初年，每次堂会至少可赚纹银几十两，甚至一二百两。光绪中叶以后，一次堂会戏多者可得纹银数百两。民国时期，一次堂会戏多者可得一二千元。由于堂会戏收入丰厚，故许多戏班的班名都用“福”、“喜”、“寿”等字样以图吉祥。
演堂会戏，除正式戏价收入外，还有一些额外的赏钱，如“跳加官”和“堂惠”等。在演出中，如遇达官显要前来观戏。不论演至何处，都要暂停，立即扮一“加官”，手拿“一品当朝”的书轴，到台上舞蹈一番，以示欢迎。到场的达官显要欣喜之余必出赏钱。一次堂会往往能跳十几次，乃至几十次加官。
由此赏钱可见一般。另外，每逢好戏出演，好角出台或演至精彩处，台下往往有人喊：“搭钱!”随即一张摆有赏钱的八仙桌便搭于台上，后台即来人谢赏领赏。钱按份计算，每份多少不一。戏、角儿越好，钱数越多，这种赏钱叫“堂惠”，意为“堂会惠赐”。因此，堂会钱往往是演员个人生活中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天津规模较大的一次堂会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富商孟洛泉为庆寿辰而举行的一次盛大堂会。著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王以宸、谭富英等都参加了演出，此次堂会共耗资25万元。义务戏是演员白尽义务而不取报酬的一种演出形式，俗称“义演”。举办义务戏演出始于清光绪末年。中国最早的一次义务戏演出就在天津，是天津八善堂之一的南善堂为孤儿院募捐而举办的。邀请在津的著名演员参加演出，义务帮忙，在“下天仙”茶园唱了10天戏。票款收入，除必要开支外，全部捐给了孤儿院。当时组织义务戏只是偶尔为之，后来逐渐形成风气。
举办义务戏演出是含有慈善、救济意义的一种演出形式。多为了救助贫穷的同行，或是赈济各种灾荒，再者是社会上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募捐、筹款等。
由于京剧是天津的第一大剧种，影响最大，而且名角荟萃，所以每遇社会募捐赈济活动常由京剧演员合作，演出义务戏。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在中国大戏院曾举办了4次冬赈义务戏。参加演出的有杨小楼、梅兰芳、苟慧生、尚小云、马连良、谭富英、小翠花、侯喜瑞、叶盛兰、萧长华、马富禄等梨园名角，成为美谈。
行会戏又称“行戏”，是京剧戏班专门为各行各业祭祀祖师等团体活动所进行的演出。
过去360行，行行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人们往往在祖师诞辰这一天(祭祖师有固定的日期)举行祭祀活动。每逢此日，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大聚会，并邀请戏班演一场“行戏”，以示庆祝与娱乐。
合作戏是由部分著名演员临时联合同台表演的一种演出形式。通常由某一戏班或个别京剧爱好者发起组织，聚集几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这种合作戏往往是著名演员同台献艺，剧目新颖，有竞争之势，可满足观众对名角演唱艺术的观赏愿望。如近年举办的“梅派”、“程派”、“裘派”等京剧流派专场演出，均属该类。应节戏是在节日期间表演的与节日内容、习俗等相关的演出。如正月十五上演的应节戏称“灯节戏”。最常演的剧目是《上元夫人》。二月二为“龙抬头”的日子，演出时要耍龙灯；三月三，传说是王母娘娘的生日，上演剧目多为《蟠桃会》，五月五是端阳节，民间有去五毒之说，故常上演《五判斩五毒》、《混元盒》、《白蛇传》、《钟馗》等剧目；七月七神话有牛郎织女天仙配的故事，常上演《大仙配》剧目；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演出《嫦娥奔月》等剧目。
票房、票友票房是指京剧爱好者的业余组织；票友，是指非职业性京剧演员和乐师的通称。他们是京剧艺术忠实的观众和积极的参与者。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随着京剧在津的广为流传，天津出现了许多京剧票友，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演唱练习与交流。一些票友也由一般的演唱进而“下海”(即职业性京剧演员)，成为名伶(即名角，名演员)，如清“同光十三绝”中以擅演彩旦戏著称的名丑刘赶三，就是天津最早下海的一位票友。另外，与谭鑫培、汪桂芬齐名，世称“孙派”，艺名为“老乡亲”的孙菊仙；世称“汪派”的汪笑依以及童芷苓、李宗义、丁至云等，都是先为票友，后成为著名京剧演员。
票房与票友，在天津的戏剧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随着京剧在天津的兴盛，天津人看戏、欣赏和研究戏成为一种时尚。广大戏迷爱好者热衷于京剧，从而使票房与票友业日益兴盛。
天津最早的票房是雅韵国风社。成立于1900年以前，地点在北门里一个独门独院内。票友多为盐、当商富户子弟，日日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其中有不少票友后来成为京津名票。如被誉为谭派嫡系正宗的大盐商王君直、善唱汪(汪桂芬)派的王颂臣及几十年声誉不衰，须生、铜锤两工戏的刘永奎等。此外，雅韵国风社这一票房还有两位伴拉胡琴的圣手：陈筱鹤和李佩卿，在票友中可算佼佼者。其中李佩卿曾被名角余叔岩聘请操琴，长期合作十余载，而成为名琴师，天津票友引以自豪。
民国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家庭票房。这种票房人员少，组织简单，其家主人喜好京剧，便约些同道定期排练，必要时请老师说戏。票房主人各阶层人物都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家，即李澄甫家和周家票房。
李澄甫家票房在东门里天津道衙门西箭道。李澄甫原是小商人，他将自家3间砖瓦房作为票房，并置有戏装行头，每月彩排2次，能演几出“对戏”，如《南天门》、《卖马》、《武家坡》等。
周家票房，主人杨慕兰，自幼喜京剧，学唱青衣，唱、做均佳，能演几十出戏，在津享有盛誉。每逢有善举义务戏，当仁不让。她广集人才，在自家成立票房，名曰“吟国剧社”，著名小生兼鼓佬袁文斌和著名净角女演员齐啸云，幼时常在该处学戏。
此外，还有盐商子弟李赫生家、开设麻袋庄的李文吉家、三新公司总经理吕幼才家等众多的家庭票房。除家庭票房外，还有清唱票房、彩排票房、昆曲票房、清音桌等。清唱票房，是以清唱为主的票房。这种票房组织规模都比较小，票友也不多。票友每月须交不过一元的会费，供房租、水、电、茶等开支。较知名的清唱票房有鹤鸣社、遥吟国剧社、中南国剧社、有光堂、华楼小票房等。
鹤鸣社，民国十八年(1929年)成立，地址在城里草厂庵。年近九旬的孙派鼻祖老乡亲(孙菊仙)，每逢过排必到，风雨无阻。尚仙肪常随其左右，得其真传，后成为孙派须生名票友。遥吟国剧社，成立于民国初年，创办人冯树霖，地址在河东地道外沈庄子姚家台。票友由铁路搬运工人、小商人、经纪人等组成。每天开锣，各行当都有。著名票友是“李家五虎”，能打也能唱。中南国剧社，地址在南市荣吉大街中南报社后院，票友多为报社职工。著名票友有老生李宗义和花旦雀景云，二人均从票友下海转为京剧演员。
有光堂，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地址在南市荣吉大街升平茶园(现黄河戏院)北路西。创办人王子庆，能唱花脸、须生、小花脸。每星期日过排，能唱者都可参加。华楼小票房，成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后，地址在南市华楼，因票房小，只能清唱吊嗓，不能过排整出戏。名票友有曾一度下海、天津武生头一名的郑敬荪和初次走票、一鸣惊人的武生王益友。
此外，还有一些小票房，只能吊嗓唱小段，或练习各种乐器，为少数人业余消遣之地。彩排票房需要租赁宽大房屋，能挂起“守旧”分出前后台。至于修饰前后台，添置桌椅、板凳等，由票友均摊，也有少数富有者自己出资，票友每月酌交会费。著名彩排票房有渔阳社、剑影铎声社等。
渔阳杜，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地址在泰康商场四楼。票友多知识分子，名票有老生刘伯敏、文武老生刘仲敏、彩旦刘秉心(后下海)等。
剑影铎声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天祥市场四楼。票友人才辈出，尤其是后来下海的陈大濩，在上海大红大紫；陈延荪的武生，也名赫一时。
机关票房。票友多为该单位职工，在单位的礼堂彩排。著名的机关票房有北宁铁路局“宁友国剧社”(北宁公园大礼堂)、海关票房和邮政局票房等。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天津票界活跃一时，人才辈出，可称黄金时代。当时有3个规模较大的票房：一是开滦国剧社，在开滦矿务局(现市委大楼)俱乐部礼堂，能容500余人，彩排时售票演出，当时票价2角。老牌票友王庾生、朱邵庵为该社台柱子。此外，还有李克昌、陈奇豪、刘子璞、刘秉初、李紫玉等。老生陈奇豪和架子花脸李克昌后均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二是群贤留韵社，原名“竹记”，民国六年(1917年)成立。在大口联昌起卸行楼上，创办人为天津旧宅子弟杨寿民和张筱珊。此票房服装、道具齐全，生旦净末丑，文武场面，各显身手。昆曲、二黄各尽其能。戏目之多(约四五十出)，角色之硬，令各票房望尘莫及。该票房每周六对外彩排，当时票价1角，未响锣座位己满，可见其影响之大。30年代末，该票房移至南市华楼2楼。三是永兴国剧社，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租界24号路(现长春道)嘉乐里一所3层楼内。
创办人叶庸方和吴谓滨。初办时，参加活动的多为各国洋行的大小职员，后请来老师说戏，又陆续入社了许多票友。刚学戏的童芷苓常到这里彩排。评剧家张聊公、戏剧家马彦祥、上海名票钟启英等都曾到此参加彩排。京津许多京剧演员、名票也常来此说戏。该社能演大小剧目30几出，在津影响很大。
昆曲票房。昆曲早年叫“雅部”，文字深奥，板式腔调繁琐难学，无文学艺术修养者不敢问津。民国初年，天津票友开始学唱，或在家私学、或组织昆曲社。比较有影响的有一江风曲社和辛巳曲社。
一江风曲社，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人是学识渊博的北大关文教馆馆长冯孝绰。社员多教育界人士。聘请昆曲老演员王益友执教。较有造诣的社员有昆曲票友首屈一指的韩耀华、有文学修养又长于诗词的陈中枢和富有音乐大才的刘吉典等。辛巳曲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学《玉簪记·琴挑》、《牡丹亭·闹学、游园惊梦》等。
此外，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于1957年也成立一个昆曲杜，集以上两社成员约30人，冯孝绰任社长，昆曲老演员田瑞亭为艺术指导。社员各有所长，人才济济。对外曾广播《长生殿·小宴惊变》一折，深受听众赞扬。
清音桌。清音桌多安置在茶楼上。到该处唱戏的票友，有的是借地练习，又能向老一辈票友求教；有的是想下海又顾虑重重，生活上又入不抵出的，来此唱戏，挣几个钱；有的则是因生活困难，到清音桌唱戏拿些份钱维持生计。著名的清音桌有位于单街子东口外路西的“东来轩茶楼”和中原公司4楼的西餐部。
以上各种类型大、小票房，到20世纪30年代已达到60余处。他们多属社会团体性质，有的是机关单位附设，还有的是以家庭出面组织。其中最著名的票房是雅韵园风、琴声雅集、渔阳社、北宁国剧社、开滦国剧社等，以及“竹记”、“剑影”、“鹤鸣”、“遥吟”等。著名的票友有“名票四王”：王君直、王庚生、王颂臣和王竹生。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也是名票友，他曾与全国著名演员程砚秋、孙菊仙同台演出。此外还有夏山楼主韩慎先以及刘叔度、朱作舟等等。
票友的人员组成，早期多为前清遗老、下野政客、绅商富贾等。后来又逐渐增加了自由职业者和一般的平民、小商贩和产业工人。
票友参加戏班的演出，称为“串客”或“清客串”，又称为“玩儿票”、“票班”。票友参加演出时，在海报上的署名，往往在姓与名的中间加一“君”字，观众一看便知是票友串演。由于一些高层次的票友加入京剧演员行列，使演员的组成成份发生了变化，从而提高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日，天津京剧爱好者仍然很多。据统计，有票房140余个，票友数千人。而且票房多由各区、街文化活动站代替。业余京剧团颇多，并常有演唱交流和比赛活动。至于家庭中的聚会清唱更是不可计数。不仅如此，在海河两岸、各大小公园，仍有许多京剧爱好者，伴着司鼓、胡琴清唱，使京剧成为天津十分普及的一项群众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