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网消息：2008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27日正式开始，上午10：30-11：30，将举行第二场公开会议，大会讨论的主题是“超大地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
最近研究表明，40个超大地区(每个超大地区包括数个城市)创造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经济产量和超过85%的创意产业。他们是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动力。会议将讨论从全球竞争力的角度来讲，超大地区如何改变商业和政策决策。
参会嘉宾有：
Steven Dobbs,集团高级副总裁，福陆公司，美国
Christian Sautter , 巴黎副市长，法国
Antonovich, 洛杉矶官员,美国
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 大学教授,日本
主持人
James S. Turley , 董事长兼CEO,安永，美国
以下是本次大会文字直播实录：
TURLEY：有意思的讨论，不仅是大家很熟悉的话题，我们一般谈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一般都是从国家意义面上讲，很多年都是这样，我们金砖四国，美国、欧盟连国，现在又有一个角度，也是畅销书的作家，在很多方面的思想家，说真正的经济推动理论不是国家，而且新一种单位，他所说超大地区。不是说的佛罗里达州，而是佛罗里达先生研究过这一点。
他权衡了只能从太空上看到的灯光，就看每个地区灯光的多少，经济活动的多少，获得的专利多少，创新多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并不应该去想191个国家是怎么怎么样，应该往40个超大地区去想，看他们的表现如何。认为他们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GDP，世界范围内创新超过85%，而仅仅使用全世界人口的18%而已，所以他写得很有意思。
写了这样一句，很多金融专家经常在一起，有很多想法泵出交流，和许多精英碰头。现在正好相反，我们今天贵宾有代表企业、城市和政府的，我们一一介绍一下。
SAUTTER：谢谢！我来自巴黎，我曾经作过财长部长，我现在管巴黎国际吸引力问题。
DOBBS：我是集团资深总裁，我28年主要做的是基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工、发电、交通运输、替代能源，特别是公司合作和私人金融方面。
ANTONOVICH：我是洛杉矶县的官员，以前在加州议会当过议员，我们现在一共有很多这样的人，分管210万的人，我做了28年，有225亿美元的预算，我们一共有88个城市，洛杉矶只是其中一个县，我们经常和我们经济的国际贸易做有关的工作。
TAKENAKA：我是日本一所大学的教授，我以前是金融服务和经济服务部长方面的身份，但是我不以这个人选讨论这些问题的，但我还是代表日本的观点来讨论一些话题。
TURLEY：谢谢，今天听众组成特别好。刚才在台下各位给我讲过、读过这方面的文章，SAUTTER是否愿意谈一谈这些超大地区怎样影响世界经济呢？
SAUTTER：我觉得这个世纪的经济特别是经济竞争力问题就需要距离短，同时也需要有一定量的创新活动，这是至关重要的，也需要有初具规模的市场优势。巴黎有1100万的人住在这个超大地区，有4亿个消费者在三个小时内的交通范围，还有13万6千个研究和开发人员，还有大量的大企业在我们地区，我们初步具备这些条件，作为创新文化的基本条件。
TURLEY：基本条件怎样造成呢？
SAUTTER：我并不是说政府这样，地方政府就那样，并没有冲突，地方和中央是合作的。比如说五年前政府作出了决定，要营造几个大工业集中区，那在我们的地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营造了七个工业集中区，有通讯、有生物技术、有金融、有环保产业等工业集中区。所以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要达到一定的平衡，不是地方政府什么都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在美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在金融方面影响力很大，但不是什么都能做到，但两方面政府起码需要一定的合作。
TURLEY：谢谢，TAKENAKA教授，东京地区按照佛罗里达地区是日本超大地区了，日本是怎么来看的？
TAKENAKA：总的来讲，我们东京有很大的潜力，包括横滨和青叶两个城市有巨大的竞争力，佛罗里达教授讨论的这个课题一方面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创新是什么样的基本性质。主要就是要结合各种资源的元素作为创新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下，超大地区可以集合各种资本、技术和人力，特别是这方面，日本的东京和横滨地区具有很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些超大地区面对巨大的挑战，我是财政专家，从宏观经济上来讲，会有地方方面的压力。但我们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如何分配收入，这是一个问题。东京和首尔、北京、上海要做竞争，与此同时，对于农村地区的人，他们有一定的嫉妒心态，希望有一部分固定收入分配到他们那个地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需要我们讨论。
TURLEY：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谈到了创新，和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佛罗里达教授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转移财富，就是不把财富从超大地区转移到超大地区以外，他说这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很必要，他看来，超大地区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它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他说许多政府的政策起到了负面作用，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其他地区。我问您，您是一个替补，但是我向问一下，洛杉矶地区是世界超大地区之一，那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ANTONOVICH：经济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如果要提高企业的成本的话，其他地区就会跟你产生竞争，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港口总活动量是排名第五，现在墨西哥要新盖一个港口，特别是洛杉矶和长滩两个港口越来越堵，产生了一定的竞争，我们要留住贸易量，我们要保持税收，保持一定的竞争力，主要是税收方面的激励和管持的压力，最后影响企业的选择。
TURLEY：我想问DOBBS世界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领导者，世界咱们看选取问题，怎么样考虑超大地区问题？
DOBBS：我个人是做建筑出身的，所以以前和管建筑项目的监管部门交往很多，这样就可以看出，如果能定下一个长期地区的政策，如果能长期维持下去就非常好，比如说在天津，我们本来是在空地进行规划，而不像巴黎、洛杉矶，你要做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取代原有的设施。我的经验是可能也代表政府对超大地区看法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美国和西欧，我们原来的行政机构从市到县或者省，有几个层级的结构，非常长，当时农村地区可能比较适合做，但是现在有些超大地区，可能政府层级太多，目标有时候会产生冲突，不一定会考虑到整个超大地区的整体利益。
TURLEY：另外这些超大地区的特征就是人口密度高，现在有很多看法佛罗里达教授明确的支持人口集中在一个小地区，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人越能碰头，越能擦出各种各样的火花，越能推动本地区的创新和发展。
SAUTTER：我们在巴黎这个大地区我们也有自己的主打计划，希望20年内有更好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就强调密度的问题。因为现在汽油越来越贵，我们各种各样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我们需要能够更好的保护环境，我们需要有这种中型的城市，比如说有1000万左右的人口就算是中型城市，我要强调密度的问题，美国它有它自己的模式，它们的城市都离得很远，都是通过汽车进行相互的沟通，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
TURLEY：我觉得好象这个问题也用不着抱歉，这是发展的过程。刚才你提到了密度的问题，而且你在讲话当中也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基础设施。
DOBBS：的确是如此，我觉得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模式，这里面涉及交通的问题，交流的问题，另外还有对商品的移动的问题，所有这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我们考虑到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能够记住，也许你如果做得过头的话，它也许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相反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还要能够考虑到你在改变你这个模式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尤其是在金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那么在现在，很多地方的人的密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鼓励不同的城市发展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一点，新的地方在发展的时候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就要更要好一些。
TURLEY：日本的这位先生，刚才你也谈到在日本的时候有基础设施的问题，还有创新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TAKENAKA：我现在首先来谈一下东京的人口密度问题。东京是一个密度非常大的地方，但是它真的那么大吗？如果和首尔的比较一下，首尔的密度其实比它还要大，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阶段，但是在这个发展泡沫破裂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人口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也可以说人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吧。比如说有更多的人更加注意照顾他的孩子，还有人愿意继续住到这个城市当中，所以经济的发展会引起这些变化，比如说能源使用的问题，也会使人聚集到一个地方。我们刚才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现在我们也在讨论到人口的密度和问题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我实际上在讲话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最近也意识到，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尤其是在东京这个地区更是如此。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态度，要求这个地区必须要非常开放，它开放与否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以后超大地区和超大地区的情况。
TURLEY：想起人口密度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有很多的人都谈到这个问题。其实今天开会还应该有一位深圳的市长来，但是他有谈到这个问题，中国会有两亿的农民移到这个城市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些共同的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创新办法才能解决在中国的这些超大地区的问题呢？
ANTONOVICH先生你已经在政府当中工作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大城市当中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样解决呢？不仅仅是像洛杉矶啊，像圣地亚哥这种大地区，比如像您所在的大的地区，不仅仅是这种县，不仅是城市，还有大的地区，你觉得一个政府应该怎么样做的呢？
ANTONOVICH：当我们说起这个人口问题的话，在洛杉矶地区加起来大概有80多个小城市，加起来人口大概有3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能够达到一种平衡，要考虑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的情况，而不能采取这种自上而下的做法。我们谈到空气质量的问题，谈到新工业的问题，我们就有南部城市的空气监督委员会，我们在这里先建立起它的一个框架，来保证空气的质量，这个委员会长期来说会起很大的作用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每天大概都会有两万到两万七千辆的机动车来回的走，另外还有一些运货的大货车每天从洛杉矶地区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使洛杉矶还有周围的城市能够联合起来，怎么样使得货物的运输比较顺利，同时又能保护住大家的工作机会，同时也能够保护我们的空气质量，帮助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TURLEY：今天的政府和超大地区并没有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层次上的政府，佛罗里达博士在这本书当中也对超大地区进行的描述，在这个超大地区当中，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它们也会有很多的进程。圣地亚哥、洛杉矶等等还有另外的一些城市等等，他们内部都会有一些竞争。对于法国来说，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如此，比如说在巴黎地地区当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你觉得政府怎样联合起来，怎样共同考虑这些问题。如果说创新应该是一个非常或的促进办法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合作呢？
SAUTTER：我觉得合作是两个方面，首先在交通上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光建高速公路，我们应该有一些高速的地铁，高速的列车，我们在空中的联系也更加密切，这是我们进行合作的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还可以进行合作，就是在住房上上的合作，我们大家应该联起手来建立住房，同时我们还要使能够盖得民房能够在工作的单位周围，我们要这样进行规划，我们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因为在法国，大家的社会住房主要是由政府支持的，以后我们以后可能有录像，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合作好的话，政府和超大区域之间应该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TURLEY：在美国，有时候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目的的。那么他们这种做法又涉及到基础设施的问题，当然，他这么做会对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有时候在不同的地区当中，它也会有它自己的做法。
DOBBS：的确如此，我们要考虑这些模式的时候，要考虑道不同的地方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我们现在比较成功的就要考虑它的基础设施，还要能够考虑到它金融的问题，还要考虑道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更多的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于说这些大城市、超大地区成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考虑到交通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我们资金主要是花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这些超大地区还应该考虑到一些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比如说东京，它自己觉得它已经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阶段，对于其他的一些超大地区来说，它是不是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呢？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些超大地区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来解决它的基础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
TAKENAKA：现在来看在座的听众有什么评论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举手拿麦克风。
美国的国际发展机构记者：非常感谢，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发展中地区面地区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是什么，比如说墨西哥城，孟买地区、德里地区等等，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究竟是什么呢？它们本身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了。
SAUTTER：我觉得首先面临的就是政治的稳定性，这时候你要大量的在这个地区进行投资，如果它的政治环境是不稳定的话，你的投资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你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人进行合作，来一起达到目的了。
TAKENAKA：我觉得会给超大地区带来很多机会，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上的差别，我们必须要能够缩小收入上的差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政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他们可能还会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基础设施，这时候就需要融资，怎么样进行融资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所面对的比较大的挑战。
SAUTTER：我认为是一回事，同时要考虑质量，超大地区不仅仅是大规模、经济规模大的地区，而且是有一定的生活水平保障，有一定的创新活动在里面，除了东京以外，其他的一千万个人，我认为最理想的人口规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条件促使一种先进的开发和相关的公司要组成，如果超过1000万基础设施教育和经济发展都会出现瓶颈。
TURLEY：你刚才提出数字一千万，东京地区有5500万，美国到华盛顿的走廊有5400万。
SAUTTER：我这面说的只是几个超大城市其中的地区，而不是超大城市。
我并不是支持这个观点，我就是说这个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
TURLEY：佛罗里达教授觉得联系密切就可以造成一个巨大的超大地区。
记者：我不是提问，想做自己的评论。第一我想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概念，是二十年前的概念，那就是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研究怎么样得到这个优势，超大地区不是因为政府做决定要搞一个超大地区，而是因为他们相对于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成败就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够做成一个自主的核心，成为一个很大的利益方集中的地区，可以集中很多观点类似的知识分子。所以才成为了超大地区。不管本国其他地区发生什么，文化价值观怎么样，他们可以自己作主而超大地区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是比较有保障的，我们在发展中很容易觉得自己通过自主建设要搞一个超大地区，其实你需要的基本条件就是独立性，你刚才提到的概念让精英碰头，密集来碰头，政府不能统治措施来建立一个巴黎，巴黎400年来一直是一个超大地区，不是因为政府决定才成为一个超大地区，你说到土地规划方面说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独立性和独立地位。这是我的评论。谢谢！
TURLEY：说得非常有意思。
阿布扎比航空公司：我是航空司的记者。刚刚通过2030年的宏观规划，列车了规划的种种目标，我想问一下，你们如何统筹长期的规划目标和短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临时人的政治考核呢？
TURLEY：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两位做领导的，你们怎么看？
SAUTTER：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我们巴黎地区正在谈这些问题，我们宏观规划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如果不看基础设施，你们更好说这个问题。当然了，你起码需要做三十年到五十年的规划，规划期就这么长，你必须要做长期规划。教育也是如此，各个大学、实验室和研究开发集中的地区，规划期不能是五年十年，你需要做长期规划。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规划框架。而具体的操作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拟规画你就会失败，这也是我们的经验。同时如果没有任何方向感的话，你同样会容易迷路，效率也会降低。
ANTONOVICH：我们说洛杉矶县成立了一个领导经济发展的代表公司，代表整个县，同时参加工业决策，我们需要自下而上的各个过程，有各个利益群体和协会参加立法过程，因为这是影响他们的立法，你需要从基本的共识出发，而不是各种引起冲突的一个人说的算的决策过程。
TAKENAKA：简短的做一个评论，我们东京地区以前做过一个简短的规划，但是问题是一直没有实现，这就是说要看这是一个怎样的规划。
DOBBS：刚才听到SAUTTER从洛杉矶角度谈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据我所知，你们公司主要合作之一就是工友合资的项目。有时候民主产生的政府很难做长期规划，因为他们任期非常短，需要表扬法国，法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规划，比如说核电、高速列车，如果看一个大地区的长期的成功，可以说是独立于政府的，但是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长期的基础设施规划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他地区不妨学习一下法国在这些方面做的努力。
刚才谈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刚才说得很对，需要长期的政治稳定才能建设一定的基础设施。你可能认为洛杉矶的政治很稳定，但是你超过二到四年的任期的话，你就需要另外一种政治的稳定，你如果有不稳定的政府的话，或者说二年、每四年、每个大选后换一个政策，这样结果是一样。公私融资合作也是这样，私有部门希望政府明白长期的收益，如果政府只看二年或者四年的任期的话，就很难签一个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九十年的投资者的协议，很难保障投资者的信心。所以这也要回到刚才所提到的长期规划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到最后要回收你的投资为止。
喀麦隆参与者：我们怎么在超大地区处理土地管理这个概念，光说东京地区，就有24%的人口，而只占国土的4%，我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土地的使用情况。
TAKENAKA：我明白了，这不是我在东京市政府负责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这特别要看每一个国家的地区治理框架。在东京，强有力的土地产权制度，哪怕政府要怎么怎么样，它很难去改变土地的使用情况。所以对于日本的政府来讲，他们只是可以提出一些建议，东京政府也可以建议这块土地这样用而不那样用，他们只能做这么多。但是同时私有部门会自己做自己的发展计划。有时候政府会通过一些激烈的机制去实现土地使用方面的目的，但他们这方面是比较弱的。
你刚才提到东京作为一个好例子，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机制控制和管理土地使用的。东京变化很快，土地的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再结合一块土地价格上涨，这种市场机制就可以让人们更有效的使用土地。
洛杉矶公司：我是1981年成长洛杉矶经济发展公司，我们现在有几百个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企业都参加这个工作，就像佛罗里达教授，我们是一个超大地区，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规划。光一个县就实现了18大经济，我们的州是世界第八大经济。比如说我们最近成立一个私有部门主导的领导力委员会，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也在鼓励私有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指导我们县的未来。我们很多企业都集中在温室气体排放、自来水供应等等，这些都是远远超过个人或者个别城市范围的一些领域。所以希望私有部门可以和政府携手去处理这些影响我们成长的问题。
TURLEY：你刚才说得很有意思。因为政府不会因为超大地区出现才去改变自己，所以你只能由私有部门出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刚才说到贸易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我们到现在没怎么调过一个问题。国际贸易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超大地区的未来，这是他们一个必备的条件。有一个令我担心的因素，担心世界经济发展是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了，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评论呢？
SAUTTER：我同意私有部门应该发挥主要的作用，从长期来讲，应该有一种三角的关系。
TURLEY：你说的只是私有部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SAUTTER：我就是这个概念。但我想说的，佛罗里达教授的看法是，超大地区是富裕的、很灵活的，应该是很自私的，不应该把任何财富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个观点恐怕政治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比如说在意大利一直在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热门的问题，这可以回到中世纪的布鲁日、阿姆斯特丹、威尼斯等等都是富裕城市，其他地区都很穷，没有一个法国人、意大利人同意这个极端的看法。
TURLEY：我真的希望佛罗里达教授现在就在这儿，这样他就可以和你讨论一番了，他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自己没有跟他谈过，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观点，他觉得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好象市民和公民对于这个国家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大家对于当地的超大地区联系却越来越紧密。这些大的地区在推动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这决定着他们以后的成功，不同的地区之间也会有人员的交流，也就是说国家这个概念在公民的概念当中已经越来越淡漠了。 TAKENAKA觉得怎么样呢？
TAKENAKA：SAUTTER先生也提到了收入再分配，我觉得这是绝对需要，不管从经济学还是政治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但是从佛罗里达的教授来说，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定义，我们现在拿日本的情况举一个例子。
现在在日本大概有一千多个城市，另外还有50个左右的县在日本，这是我们整个的系统，在这50多个县上的基础上可以组成十个左右的省。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一下收入再分配的情况，我们的确需要收入再分配，我们同时需要明确政府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TURLEY：我们现在需要再讨论一下国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也进行过这方面很多的讨论。我自己可能是有点眼界比较窄，我们安永公司在全世界有140个左右的国家有服务，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不同国家提供的服务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许多的方面，作为安永公司，我们自己公司的组织是围绕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业务来组成的。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的业务，这也是这些公司在全世界、在全球范围之内不断发展的时候的一种做法。现在大家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传统的国家的界限已经不像以前这么明显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DOBBS：的确是如此，现在这些大国际跨国公司不会把它自己和某一个超大地区或者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了。这主要是要看你所在的市场，你的公司是一个服务的公司，当然你就需要来用你自己的观点来看待全世界。现在有许多的公司都是属于跨国公司，它在全世界的市场上都有自己的产品，因此它需要能够考虑到不同的地区，另外比如像基础设施和服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是更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所以更需要考虑到当地的这种市场。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到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你作为一个跨国公司，你自己不是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个地区，而是到各个不同的情况。
TURLEY：在座的听众有没有其他要评论的？
台下嘉宾：我刚才注意到，在网上网上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创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远程的会议、视频的会议等等，你觉得所有的这些创新对于超大地区的发展会有什么的影响呢？超大地区往往就是创新的中心吗？
TURLEY：各位嘉宾怎么觉得呢？网络发展怎么影响超大地区呢？
SAUTTER：我觉得有网络以后会有很多的交流，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样，我们和认识的一些坐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当然谈过以后你可以交换邮件，可以再有视频会议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大的陆地要注意到，我们有超大的地区，另外我们还有不同的大陆，有美国的大陆，有亚洲大陆，提到中国的大地区并不是说把深圳和上海加起来就可以了，在欧洲还有欧洲大陆，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这些大的空间对于我们来说，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作用的，我们需要有监管，需要有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另外我们还需要有长期的规划。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看待的是一块陆地，是大陆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超大地区的发展，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比如说在非洲大陆也有很多的人口，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TURLEY：关于Inter网和超大地区的关系还有什么评论要做吗？
TAKENAKA：可以从日本公司来考虑一下，由于有Inter网，它的交流在成倍的增加，当然，也可以让人们直接面对面的在一起交流，当然我们也面临电子化的革命，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建立更多的交流，也就是说为什么超大地区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TURLEY：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吗？
律师事务所记者：在这里，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律师事务所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起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我们这里涉及到标准的问题，还有涉及到政治稳定性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项目本身经济的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管理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有22年到25年的专门的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DOBBS：当然，你知道，你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是需要有回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会涉及到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现在社区或者团体概念我觉得比国家概念更重要，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在全球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已经发生了改变，所以我就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能够保持住你文化的特性，同时能够吸引更多的有知识的人到这个超大地区来，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一方面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文化的问题、内部的问题我觉得也许是更重要的。
TURLEY：谈到问题的文化，我们看看是不是洛杉矶更有说服力，因为洛杉矶总是被当成一个大熔炉。
ANTONOVICH：在洛杉矶，我们加起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这里不同民族的人讲着不同的语言，比如说在菲律宾、墨西哥和圣萨尔瓦多，我们的企业43%的企业在亚洲都有自己的合作伙伴，亚裔的美国人在美国在洛杉矶可能算是第三大团体了。在我们洛杉矶地区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参与到经济上来，从其他的方面都可以参加到整个国际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来，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的机会都会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作的机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我们这个地区当中，有很多亚洲、非洲和西班牙裔的市市长，我们都是在一起工作，这好象有点像丝绸之路一样，在这条丝绸之路有内蒙、乌鲁木齐等等，在这样一个大熔炉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是特别需要公营部门和私营部之中的合作，我们需要有监管和税收的政策，同时我们需要有非常好的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我们需要能够保证竞争力，我们多样性的人口促进了我们竞争力，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SAUTTER：我们发现在巴黎一直有不同的文化，同时有着不同活跃的文化，文化不同的发展的活力就是文化不同创造的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希望能够两条线作战，一方面我们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艺术家，同时我们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商人。安永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它研究的就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城市，我觉得这做得非常好。
建筑公司记者：我来自一个全球性的跨国性的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该换一种思维了，现在在中东地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城市，规划了很多新的城市，政府也希望能够学习一些西方的经验，学习一些西方的民主，所以整个地区经济上不断的发展，一方面传统城市当中的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人们也在进行不断的投资，以便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能够让大的城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这种超大地区的发展如果考虑多投资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这种超大地区的发展会提什么样的建议呢？
TURLEY：这个问题的确是可以引起很多思考的。我们怎么样发展中东地区的超大地区呢？
SAUTTER：我觉得要做的就是自力更生，你不要从欧洲、从美国去抄袭，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文化、经济，还有你自己的经济的资产经济的财富，你要做自己，你要发展自己的大的城市，要充分利用你现在的经济的发展。
TAKENAKA：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就是要有开放性。刚才已经提到了，开放性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开放，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资源，这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来说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TURLEY：结束语说得非常好，我们在这一段进行了很多发人深思的讨论。刚才中国这位记者也跟我们说，现在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怎么样能够重建政府，我们怎么样重新组织这些企业，我们在这里涉及到各个方面，涉及到公营部门，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等，涉及到生活各个方面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想一想佛罗里达教授的说法是否能站得住脚，超大地区的发展对于我们以后的发展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都会发生很多的巨大的变化，非常感谢各位参加讨论的嘉宾。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