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网消息：2008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27日正式开始，下午14：00-15：00，举行第四场公开会议，大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未来30年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实际GDP约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时的12倍。企业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将就改革开放30年的主要成功因素展开讨论，并探讨中国需要采取何种战略确保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

　　讨论引言人：

　　郭树清，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John Hutton ，工贸大臣，英国

　　Caio Koch-Weser，副董事长，德意志银行

　　刘积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东软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

　　James H. Quigley，全球首席执行官，德勤，美国

　　张晓强，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持人：

　　Frederick Kemp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大西洋委员会，美国

　　以下是本次大会文字直播实录：

　　KEMPE：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我是KEMPE，我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CEO。我曾经在华尔街时报供职多年，很荣幸能够在这次大会上担任主持，而且欢迎几位贵宾，感谢他们来到这里。

　　今天介绍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而且向大家介绍中国将来要扮演的角色，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下这些发言者。他们的发言次序可能跟这里不一样。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今天的大会将有效率的进行。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中国三十改革的情况。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史上改革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在未来二十到三十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会给世界留下深深的印迹。我们想知道中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印迹，2025年中国会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们在资源方面将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有人说，尽管会减缓，但是中国将会按这个方向来发展。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未来的三十年当中，如果大家看一看全球发展将是这样的画卷。

　　首先介绍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成就，但是更重要的是过去成功的因素在未来如何影响中国发展的轨迹。

　　在我们发言者当中有很多的贵宾，包括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等。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各位来宾，郭树清先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银行的董事长，而且他也负责中国的主权基金，John Hutto是工贸大臣，负责商业企业和规改革的财务大臣。KOCH -WESER是德意志银行的副董事长，刘积仁是中国东软集团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QUIGEY是美国德勤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张晓强先生是中国发改委的副主任。首先我请英国负责商业企业和规制改革的国务大臣发言。

　　HUTTON曾经不久前就未来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发表过一些观点。英国的首相对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对此，您认为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成功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HUTTON：我想未来成功的因素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成功的继续。包括一个一个私营的企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而且要对市场开放和跟世界接轨。当然世界经济有一些困难的方面，比如说在保持开放和经济方面三十年的历史证明，自由和开放的历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有两个危险。

　　在全球陷入了保护主义，有一些迹象让大家越来越担心，自由市场和开放有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可能全世界各个大陆都是如此。我们必须联合反对这一点。

　　另外，下一个三十年，我们要使我们的经济还有相应的模式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对于全球的能源的资源方面很多的限制。这方面的限制将对于我们发展的速度带来限制。我想目前这些政策的影响都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大家看一看的话，会看到一个全球开放性的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从这里是不可能倒退的，我们必须了解到有关的危险。所以对于现在的金融市场的问题，不能过度的反应。我们的政策是面向未来的，这对于政治家来讲可能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哪些是有效的因素，所以我们要继续这些有效的因素。

　　KEMPE：在这里，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里面两点，一个是开放的市场，一个是可持续发展。您是否可以进一步介绍一下，您刚才提到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您刚才提到清洁发展机制。英国的公司必须参与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讲，环境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应该做什么，在这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HUTTON：我想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中国已经了解到他所面临的能源方面的挑战，还有一些全球环境方面的变化。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你刚才提到了清洁发展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金融的工程来帮助我们把这个资源变成有用的东西。使我们在经济方面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方面，政客经常说的事情就是说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能够单独的来做这件事情，必须互相合作。

　　对于未来三十年，这个挑战不仅仅是对经济，对社会发展也是同样，受益最大是贫困的老百姓。

　　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经济体，比如说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清洁发展机制方面这方面的关系是非常牢固的。我们应该继续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资源和经验来帮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KEMPE：非常感谢John Hutto先生。

　　KEMPE：张晓强先生，您是发改委的副主任。而且您也是中国主权基金的副主席，您有2000亿美元的资金，所以我们也想了解您对于过去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了解中国有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在未来三十年这些储备如何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张晓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功的从以前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过度成为一个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发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按可比价格计算，2007年GDP为1978年15倍，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三位，城乡人均实际纯收入分别为1978年为7.5倍和7.34倍。我想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最根本就在于我们选择和坚持了走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而且始终的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方向，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各项体制和机制。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与此同时，我们还非常注重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的经验。这使我们中国的发展保持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基于这些经验，我认为，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未来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成功的经验，在这里我想说四到五点，但是基本的原则是中国将深入的贯彻落实我们所称为的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且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

　　首先，我们仍然会把我们的发展方式进行转变，而且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现在中国的发展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所以我们要采取这样一个政策，要使得消费者的消费，还有投资和出口进行协调。我们要继续采取我们所称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要节能减排，要发展循环经济。

　　第二，我们要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这确实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社会安全体制，包括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以便使全国人民的福利得到全面的改善。

　　第三，我们要继续进一步推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有沿海城市，比如说天津、大连，这些城市相对来讲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还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内地还需要继续发展。

　　第四，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继续推动改革，来完善各项体制和机制。比如说，一方面我们要完善我们的宏观调控机制，我们坚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使多种所有制和公有制共同的发展。而且我们要继续改善我们的宏观调控机制。特别是鉴于现在我们面临的金融市场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如何能够规制现在的金融系统。与此同时，我们要使得市场的机制能够起到更好更大的作用。正如刚才HUTTON先生提到的那样，我们要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我们要使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当然，当我们提到改革的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促进我们的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当然，中国的发展无法离开世界的发展，所以我们将要扩大我们的开放，不管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个新的方面，我们要积极实施互利共盈的开放战略，所有的国家人民我们认为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持续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解决。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KEMPE：谢谢张先生。你刚才谈到了中国未来的改革道路，我们就要问，能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比如说回过头看三十年前，你们是不是能够提出这些具体的改革道路，是不是有信心实现这些道路。

　　下面我们有请KOCH -WESER先生，他是德意志银行英国的副总裁，也许你可以来谈一谈，你觉得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采取了哪些措施使得改革真的的发展起来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KOCH -WESER：首先我觉得应该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的情况，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中国在考虑时间范围的时候，它比我们西方人范围要广得多、长得多，而且他们看得也很远，制订长远战略的能力也比我们西方人更强，回过头来看三十年前，30年前中国还是很穷的国家，但是当时令人惊叹的是，它满足了这么大人口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它当时的GDP在世界上排位很低，而且是个农业大国。同时从6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状态。这是改革开始时候的情况。

　　从1979年开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制订了要到2020年的时候国民经济要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同时他们加快了投资速度，他们要又采取制度鼓励革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当时对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大力发展出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尝试。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是摸着石头过河。事实我们都看到了，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世界上最快的。但是，我们看到了造成了很多不平衡。比如说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有投资的低效率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问题，一会儿我还会谈。

　　我们一些同事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一点，我相信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从三十年前的孤立到开放，现在政府进行的一个转变就是要从过度的依靠出口的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实现增长，这是未来三十年里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而且需要加深这些方面的转变。同时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制度、教育投资等等，所有这些也都需要再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在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也要不断的缩小，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发展模式的改变。这些都是在未来时间里都要开展的工作。

　　从远期来讲，也许中国可以保持8%的增长率，这不是未来几年的事，是长期来看的。

　　第二，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有必要一方面保持快速的增长，要保持8%的增长，同时要有更多的资源保护，要保护环境、保护气候，就是在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要达到平衡。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能源消耗指数的话，在这方面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现在有一些有一些碳普及的技术都可以迅速发展和得到有效利用。

　　我们说中国应该加入到全球的气候协议当中来，因为我们看到，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而且可能是最富裕的国家。所以中国应该参加到这个进程当中来。

　　第三，中国应该考虑到世界，对于他的经济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中国还应该更进一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需要有领导力，中国就应该改变它的政治文化，要承担起这样的领导作用。中国是不是有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能不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同样的实现过去三十年里实现的奇迹。

　　KEMPE：我想你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要解决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同时也要开始关注世界性的一些问题，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

　　郭树清先生，您是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您今年访问了中国的很多城市，你肯定是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些城市的。您认为中国未来三十年里应该做什么，你的意见是什么，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而且在未来三十年里，要美国应该做哪些事情。

　　郭树清：谢谢，关于过去三十年里的成功要素我觉得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三是社会和政治稳定，包括外部的稳定环境和内部的政治稳定，也包括中国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

　　关于未来三十年的道路，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是可以保持高的增长速度的。在三十年之后，我们可以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发达国家，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了，我觉得经济改革是不可能逆转的。

　　第二，改变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这个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在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一直到西部地区都已经在发展这样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我们知道，过去一年，我们西部的增长率是高于沿海地区的。

　　另外就是人口因素，也许再过几年，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讲，中国还会是一个最大的市场。这是我想说的三个优势。

　　还有一些劣势，首先就是我们现在受到的资源制约比较大，第二个就是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人口老化现在越来越严重，第三点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也非常大。

　　我觉得虽然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有三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人力资本的发展问题，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开发，这对于未来三十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三十年，我们主要是处于经济发展的低层次的发展，主要是生产要素驱动型的发展，但是在未来的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我们就需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发展一种人力资源、智力和革新驱动型的经济。在中国这些方面包括科学技术和经济机制的改革。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法律制度的改善。

　　第三点我们需要有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要从过去十年的经历当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光是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也要从美国和日本吸取经验教训。因为这些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对于决策者来说，特别是包括政府的决策者和中央银行的决策者一般都是比较倾向于增长而忽视其他的方面。

　　在其他方面我们需要两个领域，第一就是要把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区分开来，我们应该明确政府的职能和市场的职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应该让市场发挥其基本的作用。当然市场上会有一些扭曲，比如说能源价格，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还有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第二个领域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之间实现平衡，消除城乡差距是我们重要的政策。我们要确保农村的居民应该与城市的居民一样有同样的身份、户口等等。

　　谢谢！

　　KEMPE：现在我请QUIGEY来谈一谈他的意见。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像全球领导力、可持续环境，还有继续的开放，还有消费等等这些未来三十年的成功要素。我想请你谈一谈，你作为德勤全球CEO，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比如说中国将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的一些国家竞争一些资本来发展，也许你也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你同时也可以谈一谈中国在未来三十年发展当中可能遇到的遇到的陷阱。

　　QUIGEY：非常简单的评论一下过去的成功，我同意他们的说法，我非常赞赏这个经济方面的奇迹，以及非常长时间的可持续的表现。我想奥运会方面，中国也作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对北京奥运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给他们留下的影响不再说中国是低成本制造中心，现在中国是非常创新的国家，这展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就是中国现在能不能采取下一步促进创新、增加附加值进入高科技的生产，比如说空中客车在中国进行生产，中国在这些方面能否保持竞争力，在未来若干年中一直保持竞争力。

　　现在中国所做的事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说中国所作的事情就能保证下面的成功，所以中国必须要进行转型，要进入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与此同时，刚才已经提到了要多样化，要提高消费者的力量，要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我想中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这样就有一种风险，就是进入了一个平台期，而不是说保持原来的上升的曲线。

　　我想在未来的三十年保持这样向上曲线的风险确实是非常大的。我想对于德勤来讲，德勤原来在中国只有200人，现在在中国有8000人，而且未来五年可能要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在这方面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可能要去过去达到8000人的水平可能要更困难，我想这跟中国面临的问是一样，来保持向上的曲线，使经济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提高它的重要性。正如你们在这里所谈的，为了资本、就业等进行竞争等等，来继续这样的势头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困难将会是越来越大的。

　　KEMPE：确实是如此，能不能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最困难的单一的因素是什么？就是中国在未来若干年需要克服的。

　　QUIGEY：我想需要把技术继承到一个平台上去，不仅仅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就像他们所举办的奥运会一样，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展现一个中国的一个新形象，把过去的形象用一个创新领袖的形象所代替。我想这方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我非常乐观，我想中国肯定会做到。但是这个过程的过渡风险是非常大的。

　　KEMPE：刘积仁先生是中国东软公司的董事长，他在九十年代由一万三千元三十个人到现在发展成一万四千人员工的大企业，而且他是CNBC亚洲所评选的年度亚洲创新企业。他将向我们介绍一下他如何改变他的商业模式，从低成本的制造业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您来讲，您想变成什么，是变成微软吗？因为微软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在未来三十年你们将如何发展，这些发展对于你们来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积仁：我想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多的评论，在中国内部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比如说中国在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发展模式等等。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经济结构优很多的批评，比如说我们消耗了很多的资源，我们是通过低成本是进行竞争的，而且污染了环境，大家都在谈，中国应很快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或者研发企业或者发展高科技企业。我并不认为中国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是要放弃制造业，我们在服务业方面短期获得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即便做到这一点，中国有这个价值向世界经济作出它的贡献。我想中国如果真的想从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即便如此，这个机会也会来自于制造业。如果那些低成本产品的生产者能够把更多的钱花在研发上，不仅仅是组装，而且是创新，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就会创造更多服务业的工作机会。这也就是意味着服务业在中国的创新将来源于制造业。

　　大家知道，我们公司是一家软件公司，我们现在有一万四千名员工，我们为很多世界领先的客户开发软件。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两三亿人已经在这个制造业工作了，我们不可能他都转向服务业，如果你们看一看中国过去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就可以看出，中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有两三亿农村年轻的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了制造业。我们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机会是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如果你们说中国的每个农业家庭成本非常低，如果他们有一个年轻人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他们将完全改变一个农村家庭的生活。如果我们无法使我们的制造业保持一个合理的规模，这将使某些人失去工作，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人，那些三十年间从农村进城的人他们将回到农村，农村将无法承担一亿年轻人回到农业生产中。所以，我们国家必须非常谨慎认真的思考，我们不能说只是有一些想法，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钱，我们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中国要从制造业进行转变的话，必须要一步一步来做，我们必须要有非常稳健的政策。我想邓小平先生是非常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有很多想法和听取别人的建议，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

　　我想中国将在制造业进行创新，我们将减少资源的使用，使资源变得更加有效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有一种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可以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日本在三十年间变得非常强大，他们的产品出口到了美国，他们在货币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时他们产品也出现了质量的问题，但是今天在中国，需要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在我们产品制造的工艺中进行创新，我们需要更多的设计公司，不仅仅是装配公司，我们需要自己的品牌，这些事情将会继续驱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

　　KEMPE：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论，因为他说要按日本的方法进行发展，要保持自己的制造业，然后进行过渡，同时发展服务，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理由，而且是出于政治的理由需要这样做。

　　郭树清：是的，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服务业，但是服务业中的30%的改革发展是来自于制造业。比如说他们的手机、汽车等等，他们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多的机会，通过研发把制造业的机会转到了服务业，我们必须要仔细考虑这些模式，不是要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完全分割开来。

　　KEMPE：好的，接下来是提问。

　　记者：您好我来自中国，美国的国会现在正在进行辩论，就是要拿出7000亿救助华尔街，他们关切是不是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救市，我们也在进行讨论，为什么不让美国人支付，让全球纳税人都要来支付，中国纳税人是不是也要支付，因为我们外汇储备是投资了美国的国家政府债券，您能否评论一下？

　　KEMPE：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美国政府也要救援中国的公司，中国在两房也进行了很多的投资。

　　郭树清：中国在全球有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在过去五年，中国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很有可能，今年或者明年，中国也会成为最大的大宗商品的出口国，而且会超过德国，非常抱歉。我想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成本，比如说你拿着手里的美元是成为你手里外汇储备主要部分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银行包括央行和商业银行和现在的一些企业，他们已经为此支付了不菲的费用。有些可能进行了交易，和雷曼兄弟有一些交易等等，雷曼兄弟破产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大的风险，他们没有办法把钱拿回来。有些买了企业债券，有些是雷曼兄弟公司的，有些是其他公司的一些企业债券，他们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想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来帮助美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的金融市场不仅是美国自己的事，它也涉及到世界的金融市场，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如果进行改革的话，就像我们的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说过的，这不仅对美国人有好处，而且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所以我们期待着所有各国政府之间，中央银行之间要有更大的合作。

　　QUIGEY：我没有太多的补充，毫无疑问我们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世界经济是相互融合当一个主要经济发生问题的话，会有一些波及的效应，美国必须要加强努力，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很有好处，要使世界经济稳步发展的话，美国必须要稳定下来世界的金融市场，必须要迅速摆脱这种动荡。

　　KOCH -WESER：我觉得中国要更多的强调内需。如果这个转变成功的话，那么中国的储蓄还有国际收支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的雷曼兄弟公司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暂时性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经济实体，它现在成为资本最大的输出国。关于经济本身，我担心的问题就是对美国的出口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敏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的话，中国的出口就会降7%。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日本和欧洲的市场的经济也可能会衰退，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

　　HUTTON：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很快的作出决定，我知道如果星期一市场开市国会还没有作出决定的话，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研究未来的金融市场管理并不是非常严格和有效，我觉得需要快速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国会讨论的问题应该很快的决定下来，因为它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金融的风险问题，这样的话我们要更合理的管理这种风险，这样在未来我们可能不会看到过去12个月里发生的情况，有些金融危机是非常危险的，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危险。

　　《凤凰卫视》记者：大家好！我想问一下郭树清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汇金的问题，在购入建行的股票以后，对建行的业务构成有什么影响吗？还有增持吗？现在银行的估值是不是比较低？

　　郭树清：到现在为止，汇金购买三家银行的股票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到前天各买了200万股，因为他们原来就是我们最大的股东嘛，我觉得和原来的地位没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还是直接和间接持有我们70%以上的股票，对我们的业务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至于股票价格高还是低，很抱歉，因为联交所和上海交易所对我们上市公司有严格的限制，我们不能评论这个。

　　谢谢！

　　下面有汇金公司的副董事长，你会后可以问他，李建国先生，这是他们的决定。(笑)

　　俄罗斯记者：我对所有在座的嘉宾提一个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我们看到苏联的模式和中国模式相互之间是有竞争的，这对于非洲的发展来说，我们看到在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是有一种竞争的。是不是中国的模式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来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不去哈佛学习而是到中国来学习你们的经济了呢？

　　KEMPE：他问的是在座所有的专家，因为时间有限，一两个人回答就可以了。他的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如果能够提出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模式的话，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人来采取这样的模式。

　　刘积仁：我也不知道，我是做企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中国的模式还有西方的模式具体到底指什么，我想引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就是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们都看到世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问日本人的话，日本人会说我们才是社会主义，而中国是资本主义。(笑)而且美国现在也出现这种金融机构的国有化的情况了，文化和技术都有很大的发展。如果你看日本的话，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向美国学习。你们看未来的话，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会来中国学习中国的一些做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遇到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因为过去中国太封闭了，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了解西方的文化。虽然我们已经开放了三十年，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这种开放，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

　　至于是不是能够统一这样的文化，是否能统一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我觉得不一定需要这样的融合，我们可以有丰富多彩的模式。

　　KOCH -WESER：我觉得我们的世界经济太复杂了，很难说哪一个模式是成功的，哪一个是正确的，我觉得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很大胆，一方面有创新，另外一方面又非常小心谨慎，你们谈到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就是很说明问题的。在未来，我们需要讨论怎么通过社区的努力消除贫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传授给非洲。这方面，在未来的世界领袖方面来讲，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曾经和中国谈到了国际的规管改革，也许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有很多的经验介绍给我们。

　　上海经济时报记者：我想问德意志银行的总裁，有一个研究表明，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将达到三亿，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障只能容纳很少的一部分，我想请您谈一谈未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

　　津巴布韦记者：三十年的改革，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非洲的企业模式也有变化，非洲希望能够在全球的价值链上能够向上发展，现在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模式是要获得非洲的资源。我们想知道，中国是不是能够在非洲进行投资来建厂、生产电脑、汽车等等，这样以便帮助非洲能够在世界的价值链上向上走。

　　KEMPE：关于非洲这个问题，谁可以回答一下？

　　郭树清：我们的确是是要与非洲进一步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事实上，双方的经贸发展很快，而且双方都获得了好处了，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更多需要在非洲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有两万亿美元，我们觉得这些外汇储备应该转化为对非洲的外汇直接投资，也可以转化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我们与非洲是有可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建一些合资公司的，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能够在政府之间和企业之间、学术界之间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刘积仁：我觉得非洲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很多人都愿意在那里投资，如果大家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希望吸引各种各样的投资帮助我们建成一个制造业中心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开始的人们并不信任你，你需要有很好的制度，要有很好的透明度，要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同时对于制造业来说，你还需要很好的物流和供应链的准备。我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些非常基础的设施，这样的话我们才慢慢的积累起来。虽然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在增长，但是真正快速增长实际上还是过去十年的事。

　　KEMPE：关于人口老化问题，是不是有一个人口炸弹的问题。

　　KOCH -WESER：刚才提到非洲，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在非洲，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谈，因为有些地方的政策很好，环境也很好，这些国家是可以吸引中国的投资的。在这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投资发展农业工业。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确实面临着人口老化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现在问题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在建立一些试点在做这些事，有的是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制，所以在本国市场的发展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一个定时炸弹。

　　HUTTON：我想做一个评论，在英国现在经历一个极端的变化，现在65岁的年轻人首次超过了16次以下的青年人，每个国家都在设计他们的医疗还有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必须以最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中国有一个家庭支持，在英国，大部分的医疗还有社会的费用都是在社会保障系统支付的，是由国家公共开支来支付的，我们尽力这样做了，但是我想最好能够管理这种变革过渡的是应该有最好的家庭支持体系。

　　在英国，我们是一个老化的社会，这也应该是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更老的社会。由于投资的增加，中国的人口健康状况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大家能够更长时间的进行工作，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问题，英国人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就为积攒更多的钱，为退休做准备。所以对于个人支付还有政府和纳税人支付之间就会形成很好的平衡。

　　这是非常重要的。

　　KEMPE：我们现在有点超时了，我想最后花30秒钟的时候进行一个总结。刚才的讨论进行的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有西方还有中国的专家在一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刚才张先生提到了四个因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开放，刚才HUTTON先生提到的，QUIGEY也提到了，人类资本的问题，也提到了政治体制的问题，需要改进教育制度等等。刘先生刚才提到了在生产链上的上升，同时不放弃制造业，最后我想在这里提两点，KOCH -WESER和HUTTON说到，在未来的二十到三十年，中国将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要依赖于中国的领导作用。这不仅仅是要提到的自己的问题，而且要帮助世界变革，中国以前三十年取得了奇迹，未来三十年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我们对未来持有很大的信心，中国将在未来保持更大的成功。

　　非常感谢台上的各位！